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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兩會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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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筆談】孫祁祥:中國如何引領經濟全球化?

                                  2018-04-04  

                                  ——UC彩票專家學者筆談2017年全國“兩會”代序
                                  (作者系UC彩票院長、教授)

                                  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將分別於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   。UC彩票自2014年開始 ,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 ,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 ,經濟社會總量主要指標在世界的比重繼續提高,經濟社會人均主要指標位次繼續前移,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愈發關鍵與醒目。作爲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2016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33.2%。而本週三公佈的官方和民間的指標也都顯示 ,今年開年中國經濟表現強勁 。 

                                  中國的逆風飛揚和歐美的跌宕起伏 ,是當今世界“變革”潮流中的兩股巨浪 。如果追溯它們的源頭 ,可以說皆由全球化而起,也皆因全球化而興。在世界的東方,近40年的改革開放將中國從一個封閉、貧窮的短缺經濟體推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 ;而在那世界的另一頭 ,英國用“脫歐”、美國用選舉特朗普表達了部分民衆“反全球化”的訴求。

                                  可以這樣說,不管是否願意  ,今天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處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之中。那麼 ,對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人們是否可以選擇退出 ?歐美的新動向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經濟在如此的環境中又該如何應對?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根植於我們對全球化內在邏輯的理解上。

                                  什麼是全球化 ?就這個概念本身而言 ,有許多釋義。我個人比較贊同英文《韋氏字典》的定義,即全球化是“一個在全球空間與實踐領域中促進各種活動、孕育各種動機的演繹過程”。要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的邏輯,我認爲至少可以從歷史性、週期性、資本逐利性、不確定性和互聯性等五個維度來觀察。

                                  首先 ,歷史的維度 。應當說,無論按照哪種釋義,全球化的活動顯然在20世紀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據許多專家考證,中古世紀的中國藉由輸出絲綢和茶葉來賺取大量外匯時,就已經出現了西方通商貿易的概念 ,18世紀的德國學者因此將這條道路取名爲絲路。在此之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 ,通商貿易受阻 ,西歐國家只好從海上探險尋找新絲路 ,史稱“地理大發現” 。其實,放眼再看,古羅馬帝國擴張、十字軍東征、蒙古興起……這些活動與在20世紀後半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其實並無本質區別。美國前總統布什在1990年的國會演講中曾志滿意得地宣佈:“一種世界新秩序正在顯現 。在這一新秩序下 ,全世界各國都可以實現普遍繁榮和諧共處” 。這種雄心和壯志似乎也完全可以從當年的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那裏找到 。因此,全球化絕非現代文明的產物,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中斷持續進行的活動,只是形式內容、廣度深度有所不同而已。人們完全沒有必要爲其戴上現代的光環 ,然後再在後現代的反思中將其打碎  。

                                  其次 ,週期性的維度。可以說 ,全球化至少呈現出經濟週期、政治週期和綜合週期這三種週期 。經濟週期大家都非常熟悉。政治週期經濟學界關注較少 ,但在當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生態學和數學教授彼得·圖爾欽在2012年用歷史動力學的方法研究發現 ,美國自19世紀以來基本上每隔50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政治動盪,新一輪高峯將在2020年前後到來 。很明顯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已經證明並將在接下來的幾年內繼續證明這一研究的驚人預見性 。作爲當今全球化的策源地和領導者 ,美國的政治波動必然引發世界範圍內一系列的政治轉向 。

                                  而從更長期的視角來看,全球化活動自身也存在某種綜合性的週期 。事實上,自公元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全球化的活動就再也沒有停止過 。這種綜合性的週期特徵主要體現爲每一輪全球化都有一個或幾個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如果我們可以把地理大發現之前的各種活動算作全球化的1.0版本,而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算作2.0版本的主導者 ,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法國算作3.0版本的主導者 ,20世紀掌握絕對霸權的美國算作全球化的4.0版本的主導者的話  ,那麼,接下來的5.0版本該由誰來領銜續寫 ?會是中國嗎 ?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 ,這個問題的答案會越來越清晰 。

                                  第三,資本逐利性的維度 。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各種要素的跨國流動 。西方經濟學家們用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證明了要素自由流動的天然合理性 。其實 ,中國的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深刻地指出:“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地不分東西,人不分中外 ,應當說 ,資本逐利的天性讓人類文明從誕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全球化的基因。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今天,人們的財富全球化資產配置纔有了可能 。當然 ,非逐利因素似乎也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例如社會學家就認爲,征服、繁榮、傳教、人類天生的好奇心與旅行欲這四種動機能夠促使人們離開自己的家園。因而,將軍、商人、水手、傳教士和探險家是傳統社會全球化活動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   ,他們背井離鄉  ,跨越高山大海 ,絕大多數都是出於自發的人類天性 。明白了這一點  ,我們也許就會理解 ,儘管對全球化的質疑和批評一直不絕於耳  ,儘管“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行爲層出不窮,但全球化的步伐卻始終無法真正停歇。

                                  第四  ,不確定性的維度。在這個世界上 ,許多人,特別是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在耗盡心力地尋找不確定世界中的確定性 ,希望參透自然與財富運動的神祕規律-----從“大數定律”到“布朗運動”再到“有效市場假說”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金融活動和不確定性理論的發展,也與全球化有着密切的關聯。

                                  歐洲早期三大投機泡沫——鬱金香狂熱、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 。以密西西比泡沫爲例,約翰·勞(John Law)是英國人,掌管着法國的皇家銀行 ,吸納了來自塞內加爾、印度羣島和中國的資本,開發的則是美洲大陸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未來財富。實際上,“全球化”概念本身並無確定性或不確定性可言,但它的不斷擴張卻加劇了系統內部原本各種活動的不確定性。歷史經驗表明,越是開放的系統,涵蓋範圍越廣;要素流動越自由,不確定性也就越大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深化改革開放和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關鍵時期,對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那就是 ,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複雜,未來的不確定性只會越來越大。

                                  第五 ,互聯性的維度。人類文明的進步 ,幾乎都是由技術創新而推動的。如果“全球化”在工業化時代是一個在全球空間與實踐領域中促進各種活動、孕育各種動機的演繹過程的話 ,那麼 ,當人類的生產和交往越來越離不開以互聯網爲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背景下 ,全球化趨勢只會是一個依據其固有的內在邏輯 ,憑藉互聯網技術的威力,更加不可逆的一個進程。信息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使得人類生產、生活的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在世界的互聯網內  ,無法封閉,無法壟斷,也無法退卻。

                                  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指出:“經濟全球化遇到波折 ,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保護主義擡頭 。……中國要堅定不移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這段表述十分耐人尋味 。衆所周知,20世紀以來的全球化完全是由美國主導的  。1899年 ,美國爲了加強自己在遠東地區的勢力,提出了“門戶開放”的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貿易機會均等 。從此之後  ,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極力推行自由貿易主張,以經濟全球化裹挾着文化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席捲各地。但近些年來 ,特別是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美國這個作爲近現代全球化策源地和主要推手的國家將如何放棄或如何修正自己自“門戶開放”以來的全球化發展邏輯,正爲世界所關注。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 ,“目前全球化正停滯不前 ,在一些領域還出現逆轉趨勢,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推動力已不存在,未來全球化動力將主要源自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 。

                                  在這種背景下 ,很難不說中國正處在一個百年難逢的戰略機遇和從未有過的巨大挑戰並存的時機 。無疑,我們需要以改革開放近40年來取得的物力財力爲基礎 ,以“一帶一路”爲契機,加快融入全球治理體系  ,以便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紅利;但如何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 ,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可能更是我們當前直面的重大課題。
                                  引領經濟全球化,中國不僅需要有“硬實力” ,還必須具有超強的“軟實力”。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過:“以經濟和軍事力量爲基礎的指揮權是硬實力 ,而一個國家通過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使其他國家想要他所想要的東西,這種能力就是文化軟實力”。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已經重回世界大國的地位:GDP從1978年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74%上升到2015年的14.78%, 中國GDP相當於美國GDP的比例從1978年的6.3%上升到60.55%;人均GDP從1978年時的 155美元上升到近8000美元。但中國還不是強國,因爲強國的標誌不僅僅只是龐大的經濟總量,還必須看這個經濟總量所反映的內容、結構以及人均水平;不僅僅只是看製造能力 ,更重要的是看創造能力;不僅僅只是看經濟指標 ,還必須看包括教育、體育、文化、藝術等軟實力對外所具有的強大的“吸引力”和“滲透力”。與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相比,中國在這些方面無疑還有相當的差距。

                                  引領全球化,中國還必須謹慎處理好國際事務 ,在由包括全球化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世界出現了新的格局。原有的國際平衡被打破,必然會帶來國與國之間新的訴求、摩擦甚至新的爭端 。隨着中國經濟、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的提升,國際上不斷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就是明證 。怎樣處理好內部張力與外部壓力之間的關係 ;如何利用世界話語權  ,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開展對外交往,塑造國際形象  ,擔負大國責任;如何在堅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從“差別原則”到“共同責任”的轉變;如何應對各種複雜的局面 ,化解各種矛盾和衝突 ,無疑是今日中國面對和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

                                  改革的成功需要彙集民智 。我們希望通過“筆談”這種方式,與社會各界的專學者們共同深入探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焦點、熱點與難點問題 ,爲中國的改革發展提供我們的智力支持 。

                                  (本文的主要觀點來自“全球化邏輯與中國機遇”,發表於《中國金融》)2017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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