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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彩票

                                                                          2015兩會筆談

                                                                          您當前位置是: 首頁» 專題報道» 兩會筆談» 2015兩會筆談
                                                                          王躍生: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國際經濟意義

                                                                          2015-03-06  


                                                                              發展“新常態”將成爲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的總方針。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對新常態的內涵做出了系統、完整闡釋,提出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九大特徵。適應新常態,在新常態下實現中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已成爲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政策的焦點所在 。
                                                                              按照我們的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是相對於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超高速粗放型外延擴張這一“舊常態”而言的 ,是對舊的已經不適應今天中國經濟現實的發展模式的一種調整和修正  。然而,我們應該認識到 ,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作爲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作爲世界經濟大循環中的重要一環,中國經濟的舊有發展模式是在既有世界經濟結構下形成和發展的,是“內生性嵌入”世界經濟結構的 。中國經濟舊有的發展模式 ,恰恰是中國充分利用了當時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以中國的比較優勢爲基礎 ,通過改革開放加入世界經濟循環所形成的 。也就是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舊常態)的形成  ,既與中國的經濟條件、比較優勢密切相連,也與中國所處的世界經濟環境和外部條件密切相連 。從這樣角度看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發展,不僅對中國自身具有重要影響 ,而且對當前處於危機後大調整中的世界經濟也具有重要影響 。在我們看來 ,這種影響是積極的 ,將有助於世界經濟擺脫多年持續的失衡結構 ,建立新的世界經濟循環和新結構 ,特別是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的起飛和經濟發展 。
                                                                              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助於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 。衆所周知 ,全球經濟失衡是世界經濟多年難以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其中中美兩國的貿易與金融失衡又是全球失衡的核心。這種失衡結構雖然使中美兩國獲得了某些利益,維持了中國“三高”模式(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和美國的高消費結構,但積累的矛盾也對世界經濟長期發展造成巨大威脅 。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就與這種失衡密切相關 。過去很多年,雖然對這種失衡結構議論很多,國際間也一直在尋找解決辦法,但中美兩國的經濟模式不變 ,失衡問題無解 。金融危機後,美國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  ,美國的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改變。此時 ,中國提出了“新常態”戰略 ,改變過去實行的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高增長、低消費的模式  ,強調以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爲基礎 ,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這將與美國提高儲蓄好投資的戰略相呼應 ,大大有助於中美兩國經濟失衡的調整,使世界經濟擺脫過去的失衡結構,走上一條更爲均衡的發展道路。
                                                                              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助於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 ,並以此帶動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嚴重滯後 ,與發達國家好世界經濟整體的差距越來越大 ,這是傳統世界經濟結構下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既使世界經濟發展成爲有失公正、公平 ,更使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平添障礙  。比如 ,按照戰後以來產業轉移的一般規律 ,當中國等東亞國家進入工業化後期,經濟發展水平和條件已經不適應一般製造業發展的時候,應當開啓新一輪大規模產業國際轉移的過程 。但是,亞非拉國家,特別是廣袤的非洲大陸,由於長期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缺乏相應的基礎設施、制度環境、人才儲備和產業基礎  ,使得產業轉移困難重重。中國經濟新常態戰要求經濟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大調整,客觀上需要相關產業的國際轉移,其對象也只能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 。這無疑將帶動相關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大大有利於其經濟起飛。而廣大亞非拉國家的經濟發展,如同我國國內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對於中國經濟整體發展的作用一樣 ,無疑也將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需要強調的是,由於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政府主導和國有企業廣泛參與 ,通過我國所擅長的開發區、試驗區、特區等模式 ,特別適合於解決諸如非洲國家面臨的基礎設施不足、能源電力短缺、制度環境不完備環境,比之純粹私人企業主導的、各自爲戰的產業轉移更適合非洲國家需要。
                                                                              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助於形成新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和新的國際經濟循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新常態的特點之一是企業大規模走出去  ,並且確定了“一帶一路”的實施戰略  。爲此  ,我國以及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合作已經和正在建立一系列國際合作機構與機制,如金磚國家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中非基金、中非論壇、中國-中亞國家論壇、中阿論壇、中國東盟論壇 ,以及RCEP、WTAAP雙邊和多邊貨幣互換協議等等 。通過這些機構與機制  ,將以中國和其他新興大國爲核心,形成代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和國家的新的國際經濟力量,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主導的、以IMF、世行、亞行爲代表的、民主化改革困難重重的傳統勢力和權力中樞相平衡和互補,以此推進世界經濟治理結構的改革,並形成以我國爲中心的、以新型南南合作爲載體的新的國際經濟循環,改變過去一家獨大的“中心-外圍循環”,推進世界經濟雙輪驅動格局的形成。


                                                                          (作者系UC彩票經濟學 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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