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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山西 話晉商

                  201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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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爲大家推薦的是樑小民的旅行隨筆《遊山西  話晉商》 。

                   

                      今年年初 ,李克強總理在山西省考察時指出:山西有兩座“富礦”:有形的是得天獨厚的地下煤層,無形的是行走天下的晉商精神 。山西當前尤其要從過度依賴自然資源 ,轉向更多依賴人力資源,既要開掘煤炭資源 ,又要挖掘好晉商精神這座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富礦”。可見晉商精神又將爲當前淘汰落後產能、推動產業創新升級的工作做出新的貢獻。本文我們帶領大家在旅行中回望晉商精神,進行一次山西晉商的文化之旅 。

                  在歷史上,晉商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商幫是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現象 ,是一個以地域爲紐帶的鬆散商業集團 。商幫形成於明代 ,衰亡於民國以後。在中國歷史上 ,曾經出現過十大商幫 。這包括開始於晉南,最後在晉中形成高峯的晉商;以徽州六縣(歙縣、黟縣、休寧、績溪、祁門、婺源)爲中心的徽商;以浙江寧波爲中心的寧波商 ;以浙江龍遊縣爲中心的龍遊商;以廈門、泉州爲中心的閩商  ;以廣州、佛山爲中心的粵商;以山東臨清爲中心的魯商 ;以陝西涇陽縣爲中心的陝商 ;以江蘇吳縣(今蘇州市吳中區)東山、西山兩鎮爲中心的洞庭商 ;以及江西的江右商 。   

                      在這十大商幫中 ,晉商爲首。近代思想家梁啓超先生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的山西商業 ,鄙人常以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爲什麼在十大商幫中唯有晉商能讓梁啓超先生“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爲什麼晉商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商幫?
                  排名次還是要講資格,講歷史的,十大商幫中晉商起源最早 。中國最早的貿易物品是鹽 ,中國最早的商人正是在山西南部解州(今運城)鹽池從事自然結晶鹽貿易的山西人 。早在春秋時期,山西就有發達的商業。在明初,晉商作爲一個商幫已經形成,其他商幫則要晚一些。明清兩代晉商輝煌五百年 ,在各商幫中 ,衰亡也是最晚的 。

                      再看經營的範圍與地域  。在晉商的歷史中  ,經營範圍涉及所有物品 ,從大宗的鹽、糧、絲綢、鐵器,到小的日用雜貨,無所不包;尤其是清代中期之後進入票號業,開創了中國商業史上的頂峯。晉商走遍全國各地  ,甚至國外。“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這話一點兒也不誇張。晉商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 ,真正實現了大流通  。 

                      當然,這些還是次要的 ,看一個商幫,最重要的還是它所創造的財富。國家的排名,要看GDP;商幫的排名,當然要看財富。財富是衡量經商成功的客觀標準。晉商有多少錢 ?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有一個排行榜 ,列出光緒時資產在白銀七八百萬兩到三十萬兩的富戶十四家(雖然亢氏以數千萬兩排在首位,但因缺乏具體數字我們先不將其列入)。僅這些富戶加起來的財產就有三千餘萬兩銀子。

                      三千多萬兩是什麼概念。據歷史學家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書中估算 ,大清帝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固定的 ,約銀四千萬兩 。”換句話說 ,山西這十四家(還不包括最富的亢家)的財富相當於大清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 。 
                      但現代學者對徐珂的這種估算普遍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爲 ,像我們今天熟知的曹家、喬家、侯家、常家的財富應該在一千萬兩白銀以上 。那些所謂三四十萬兩者 ,至少達百萬兩。在當時的山西,尤其是票號中心祁縣、太谷、平遙(簡稱“祁太平”)一帶 ,百萬兩隻能算起步。有幾十萬兩銀子恐怕只能在中產這個階層中。說他們富可敵國,一點兒都不算誇張。

                      清代光緒時一兩銀子現在值多少錢?有人估算是300元 ,有人估算是200元。就按低的算 ,那時晉商的財富是多少人民幣,每個人自己都可以估算出來 。再摺合成美元是多少 ,也並不難。如果19世紀就有“福布斯排行榜”,恐怕晉商在世界上也居首位 。那時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等 ,恐怕還不是幾個山西“土佬”的對手 ,他們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大富起來的 。

                      統計數字畢竟是數字 。但你今天到山西可以確確實實感受到當年山西人的富 。沒有錢能蓋出那麼恢宏又精美的大院嗎 ?建築是錢的藝術 ,是用錢堆起來的。晉商輕輕鬆鬆就蓋起了這樣的大院 ,你就可以想象出他們的富有了 。

                      20世紀20年代初,宋靄齡來到孔祥熙家 ,曾爲太谷的富裕而驚歎。其實那時晉商已經衰落了 ,何況當時孔氏還算不上富商大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50年代初,我在太谷上小學 ,無知的孩子不知道晉商 ,但到我那些同學家裏,感到那是我從未見過的家。儘管那時晉商早已衰亡了,但那種富有還是給我幼小的心靈以強烈的衝擊,至今不能忘懷。山西人的富有體現在每一個細節上。那院落的大氣、園林的精緻、屋中的明清傢俱、牆上發黃的名人字畫,無一不顯示出主人過去的富有 。這樣的人家在當時的太谷城裏不是頂尖級的百分之幾 ,而是百分之幾十 。

                      這些財富不是來自強取豪奪  ,不是來自土匪式的搶掠 ,不是以千百萬人的災難爲代價的 。這些財富來自幾代、十幾代人辛勤的經商活動 ,每一兩銀子都飽含山西人辛勤的汗水。晉商在獲得財富的同時 ,也帶動了當地和全國的經濟發展 ,帶動了更多人的富裕 。當年京城的富庶 ,張家口、包頭、遼東這些落後地區的發展 ,都有晉商的貢獻。甚至,江南地區繁榮的工商業也靠晉商的支撐 。

                      晉商不僅僅是富 。與其他商幫相比,晉商的獨特之處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晉商的股份制與當時最早的股份制不相上下,晉商內部那一套嚴格的制度化管理和運營 ,絕不比當時那些先進的企業落後。晉商的身股制至今仍爲許多企業所採用 ,晉商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至今有許多企業做不到 。晉商不僅是商業的頂峯、財富的頂峯,也是制度創新的頂峯。他們沒有什麼理論作爲指導 ,但在實踐中摸索出的一套制度仍爲當代學者們所津津樂道。理論來自實踐  ,晉商正是在漫長的經商中尋找到了今天上升爲理論的東西。

                      今天更讓我們後人敬仰的是晉商的商業倫理道德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晉商正是這樣的君子 。早在明代他們就有了“以義制利”的傳統 。淳樸的山西人是靠他們的勤奮和才智來經商的,他們不玩那種坑蒙拐騙的小伎倆。他們把誠信作爲經商的最高準則 ,在沒有任何法律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下自覺地去實踐。他們的這種商業道德體現在每一個方面 ,融入商業行爲的每一個細節中 。他們的成就證明了“小富靠智 ,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晉商就是這樣的大商。
                      致富的山西人並不是巴爾扎克筆下一毛不拔的葛朗臺 。他們有社會責任感,爲國分憂 ,爲民解困 。爲富不仁絕不是他們的所爲。他們捐錢、運糧支持清王朝統一中國的事業 ,真正體現了“經商不忘愛國”的傳統 。他們關心民間疾苦 ,修路、修橋、辦學、濟貧。哪裏有危難 ,晉商就在哪裏伸出援助之手 。他們的眼界和胸懷,讓今天富起來的人汗顏  。

                     

                  晉商中出現了一大批商人和職業經理人,他們是在山西上空閃亮的羣星。他們的道德、經商才華達到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高峯。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平臺上回顧這個羣體時 ,仍然讓我們覺得高大、輝煌。

                      當然  ,成長於封建社會中的商人畢竟不同於當代企業家,他們無法突破時代的侷限  。在新時代到來時,他們衰亡了 。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準,要求他們與時俱進  。再偉大的人也擺脫不了時代的限制 。“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們也不必爲他們的衰亡而悲傷 。新時代的企業家將超過晉商的高度,再創山西乃至中國的輝煌。

                  (本文節選自樑小民《遊山西  話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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