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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機:民主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理性表徵

                                          2009-05-22  

                                          朱南軍

                                              當下 ,金融危機成爲各種論壇、會議的主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也如火如荼 。政府官員也好、學界專家也好 ,企業領袖也好,針對金融危機,這個也探討“深層原因”、那個也探討“深層原因” , 力促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危機預警體系”,非要找到根治金融危機的良藥不可。然而在歷史上,李嘉圖、朱格拉、馬克思、熊彼得、凱恩斯等人對金融危機都經歷、思考和論述過 ,金融危機卻一再發生 ,難道是因爲他們畢生都在研究金融危機的“淺層原因”嗎?而今天我們的官員學者們開幾個研討會 ,弄幾個課題就能把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都給摸清了?就能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金融危機了?誠如是 ,民之幸焉 。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樂觀。過去我們只把金融危機與市場經濟聯繫 ,並稱其爲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的瘟疫 ,以此來彰顯另一種制度的優越性   。但同時  ,我們也要認識到 ,金融危機也是同民主制度相聯繫的 ,因爲金融危機絕不是少數人創造的,而是社會中多數人非理性預期與行爲的合力,這些非理性預期與行爲帶來金融危機前的非理性繁榮,長期的非理性繁榮遲早會出現理性迴歸,最終釀成金融危機。
                                              可是每當金融危機發生和過後,多數人都願意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現,而忘了自己在每一次金融危機中既是受害者也是推波助瀾者(如同十年浩劫過後 ,多數人只堪回首自己作爲受害者的歷史,卻不堪回首作爲參與者甚至幫兇的歷史) ,並要將金融危機的發生歸責於某些機構和個人,例如美聯儲以及格林斯潘  。然而,民主國家的經濟政策 ,如格林斯潘時代長期的低利率政策都是民主決策程序的結果,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見,而非一人所能左右。格林斯潘在任期間頗受社會讚許,但這並非說明其政策多麼高明、多麼具有前瞻性和預警性,恰恰表明該政策反映了當時社會羣體的意志和偏好,符合社會大多數人包括官員、經濟學家、企業經理、投資人和一般消費者等人的味口。但是多數人的意見尤其是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分析 ,並非都是理性的 。因此,金融危機爆發後一股腦的將責任推給格林斯潘們既不公平 ,也高估了個人在民主社會中的力量,忽視了金融危機背後的制度因素。
                                              金融危機一定是壞事情嗎  ?“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榮”,金融危機只是從繁榮過度到衰退的拐點 ,社會羣體在繁榮和衰退時期都是非理性的,只有金融危機這個拐點上才處於理性狀態 。金融危機是多數人非理性預期和行爲的結果 ,同時在民主社會,羣體非理性無法通過民主制度自身加以糾正 ,因爲民主制度總是要反映多數人的意志,哪怕這種意志是非理性的。因此 ,金融危機是民主制度下市場經濟對非理性的自我調整,通過對羣體非理性的糾正和懲罰,重新讓社會多數人恢復理性 。金融危機不僅與市場經濟相聯繫,更與民主制度相聯繫  。對於金融危機  ,民主市場經濟國家肯定有;處於民主市場經濟改革進程中的國家也可以有;獨裁的計劃經濟國家還真沒有 。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是民主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理性表徵 。
                                              金融危機必然帶來社會整體的負面感受,如經濟下滑、財富縮水、失業、生活水平下降。逃避痛苦是人的本能 ,因此有人寄希望於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危機預警體系”來避免金融危機 。一些專家學者也樂此不疲地提出各種各樣的政策建議,很有“天降大任於是人也”的感覺  。
                                              寄希望於建立“完善的制度”來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機的人恐怕是患上了“制度迷戀”綜合症 。幾百年來 ,每一次金融危機後我們都有相應的制度產生或是完善,如外部審計制度、破產製度、資本監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財政預算制度、貨幣發行制度、金融分業制度等等 。即便如此 ,金融危機依然時而光顧 ,說明“完善的制度”並不能有效阻止金融危機的發生 。當然 ,這並不否定追求“完善的制度”  ,“完善的制度”對金融危機中的局部負面現象如財務欺詐、內幕交易、風險傳遞、財政赤字、生活無着落等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對於社會羣體非理性、經濟週期與金融危機的存在和發生的確是無能爲力的 。並且 ,“完善的制度”從來就不存在一個客觀的驗收標準 。
                                              同時,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後,一些媒體均會報道什麼金融危機之前已經什麼樣的徵兆,某某智者已經多次發出警告,怎奈芸芸衆生中無人信從云云 。在這些“智者”當中 ,除去一些瞎貓撞死耗子的人、事後諸葛亮、學術騙子外,的確有極少數人在事前就對可能爆發的金融危機提出過真知灼見,於是有人幻想建立“有效的危機預警體系”避免金融危機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想法。因爲如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危機預警體系” ,第一,必須存在少數具備危機預警能力的“智者”受託於民主社會 。可是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民主社會中,智者的意見如何才能通過民主程序被處於非理性狀態的人們認可呢?非理性狀態的人們不僅不能甄選出智者,反而可能對一些巫師和騙子頂禮膜拜 。真正的智者在整個社會處於非理性的狀態下,無法通過民主程序獲得公衆的認可,除非通過非民主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最後建立多數人都服從少數智者權威的決策體制。第二,爲了及時、有效避免金融危機,我們必須允許智者們“事先”對經濟進行規劃和干預 。可是 ,上述兩點與“專制”和“計劃經濟”的準確界限又在哪裏 ?如果再將這種思維方式其擴展至經濟以外的其他社會領域 ,是否意味着我們社會形態的根本性逆轉呢?社會問題竟然如此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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